南都讯，涉诉涉法信访将迎来重大变革，实行诉访分离制度，将涉及民商事、行政、刑事等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，统一由政法机关依法受理，经由法律程序已终结的涉法信访，将“不登记、不统计排名、不交办”。据报道，已有近半省份参与上述试点，多个省(市、区)已分级分类组织开展培训工作，有望在年内全面铺开。

　　首先须明晰的是，对已终结涉法信访所适用的“不统计排名”对待，或应是对所有信访事项的要求。此前已有报道称，今年3月至今，国家信访局关于各省(市、区)“非正常上访”人次数的排名已暂停，多地取消信访考核与排名。信访考核成为信访制度的一部分，其破坏力不可小觑，其所扮演的恰是加剧信访困局的角色。

　　信访作为一种公民利益表达与申诉的制度化渠道存在，呈现形式或从一开始就突破了“信”的范畴，存在大量向上“走访”表达的情况，与之相伴的则是“截访”的严酷现实与高昂成本。访民与截访者的冲突与纠葛，甚至超过了原本信访所要反映内容的烈度。其中，涉诉涉法信访事项所占信访总量的比例，有说法显示目前在70%左右，而此前中央政法委的公开答问中还曾采用“比例仍然较高”的模糊表述。对涉法信访的重点改革，一定程度上是在为整个信访体制的变革探路，更是在攻坚。

　　回过头来看另一方面，大量法律案件藉由信访渠道的压力加持，在稳定逻辑的作用下，通过党政领导“高度重视”、做出批示的形式，反过来频频影响司法案件的走向与结果。大量涉法信访事项的存在，甚至演化为一场旷日持久的“信访还是信法”大讨论。法律问题政治化解决的局面如何改变，不可避免需要复杂问题重回法律渠道解决的通盘谋划。

　　综观此次涉法信访的改革，最主要的做法可能在于涉法信访事项的接访主体转移，更多强调政法机关在涉及民商事、行政、刑事等信访事项中的作用。然而，涉诉涉法信访改革，并不仅仅(或不该止步于)接访主体的变化，倘如是则对信访困局的突围可能无法产生实质性解套的效果。信访部门闲下来，公检法忙起来，想来也并非涉法信访改革的初衷。何况，法律部门的机构特性也决定了其内部的运作逻辑，并非全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，变党政领导批示为司法官员指令，则改革将可能有形式大于内容的危险。法律部门自身需要专业法律逻辑的激活，而非行政化痼疾的继续发作，这是必须要强调与提醒的关键。

　　现有改革方案，区别不同信访事项进行法治化处理：还在走程序的，让其重回法律程序；符合复议、再审条件的，启动相关法律程序；穷尽所有法律程序的，则试图建立“终结程序”。回到法律逻辑之后，司法能否给予民众以可资信服的正义，不啻为对司法机关的最大考验。不仅是在穷尽法律程序后的“息访”努力要加强说理，法律程序的全过程中也应当强调和倡导法理阐释的重要性，法律文书须对干巴巴的法条进行充分说理，这是虽细微但不可少的起点。

　　涉法信访回归法律处理，要让司法正义的求得有刚性的制度保障，此为司法部门能接、并真正接得住涉法信访重担的必须。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解决社会问题的“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”，首先便应当是法律问题本身的法治化解决。充分尊重和保障司法机关依照宪法授权，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。涉法信访的产生，源于法律问题得不到很好处理，甚至是得到非法治的处理，反过来则藉由信访渠道进而导致法律问题的复杂化。此处死循环的解套也必然回到对司法裁量公正性、独立性的要求。

　　“让民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公平正义”，让“信法不信访”改革预想最终实现，与涉法事宜重回法治化解决渠道之间，必然会是个互为因果、不断作用的过程。接访主体的改变，不失为一个谋变的起点，民众对正义的追求，需要的是，回归法治渠道最终得到法律正义，而绝非仅让信访接待者变成法律工作者。

(原标题：[社论]涉诉涉法信访改革，变主体更要改思路)